永安元年，六月四日。
太白星依旧挂在天上，昼夜不减其芒，有方士云：朝有奸邪，君主德行不修，引来上天示警，太白息三日，有明主问世主政。
谣言四起，百姓惶惶不安，一叠又一叠的奏折被送到养心殿，所书内容无一不是此次太白昼现所引发的恶劣影响，甚至有不少大臣认为，皇帝应该下罪己诏，以安天下。
王忠从外面走进来，将一摞奏折放在几案上，忧心道：“陛下，这已经是第一十七拨了。”
刘邦被这些奏折气的够呛，心中积攒的怒火无处发泄，险些将他憋出内伤来，他冷眼瞧了一下满桌子的奏折，恨不得全都扔在那些人的脸上，指着鼻子告诉他：“这他娘的是自然现象，不是什么狗屁天在示警！”
可惜啊，只能想想，没有人会信的，在这个相较于后世还处于愚昧与迷信的时代，鬼神之说已经深入人心，刘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按照这个时代的规则。
深呼吸，舒缓了一下心情，强忍着不让自己发作，他沉声问王忠：“魏鞅有什么消息没有？”
王忠摇摇头，刘邦烦躁地解开衣领“现在外面都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一群别有用心之徒在乱嚼舌根子，照奴婢说，您就应该下旨，将这些胡说八道的家伙全抓起来，通通砍头！”
“砍头？”刘邦苦笑着摇头，他长叹一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一味地杀人解决不了问题，你再发信，督促一下魏鞅，让他立刻送钟佑进京！”
关于这次天象危机，刘邦早就有了打算，楚王刘阙是主使，蔡商，顾让等几个刘邦看着不爽的‘太后党’官员是党羽，他们策划于密室，串通一气，准备祸乱朝纲。
刘阙昨天已经饮鸩自杀，只不过死讯被刘邦给牢牢封锁了，为的就是等钟佑进京再放出来，如此，这个理由才能顺理成章。
现如今，朝野上下风声鹤唳，背后肯定有许多想让他倒霉的人在运作，要解决这个危机，光找人顶缸还不行，还得用重法将那些不该伸的手全部斩断。
刘邦想了想，嘱咐王忠“宣，皇城司统领段固！”王忠犹豫道：“陛下，那可是太后的人...”
“无妨，你去宣他就是！朕相信他是个能看清形势的人。”
禁军进城，河西军在城外严阵以待，整座金陵都快变成了一座兵城，明眼人都知道，时代已经变了。
有不少‘太后党’官员开始‘醒悟’，纷纷到宫中面圣，他们是来投降的，带着一半，甚至更多的家产，来向刘邦表示忠心。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曹家，钟建德倒后，曹禺吞并了不少钟家产业，现如今他也察觉到风声不对，立马跑来认错，声称要献上大半家产以资国库。同行的还有蔡商，顾让，李可喜。
无一例外，刘邦全部笑着拒绝了，他不打算放过这些人，看到刘邦铁了心要整治他们，四人齐刷刷跪在养心殿前，声泪俱下，称自己是大大的忠臣，刘邦是被人蛊惑了，假如刘邦不回心转意，他们就长跪不起。
对于这种流氓行为，刘邦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禁军士卒给扔出去。
有没有被人蛊惑，刘邦不知道，不过，他很明白一个道理，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自然也会有截然相反的处理手段。
站在‘太后党’的角度，他们自觉与‘宰相党’争权并没有错，所以没有人以为，皇帝会把他们怎么样。
但站在刘邦的角度，他们受命于太后，这就是原罪，利益蒙蔽了他们的眼睛，在正确的时间里做了错误的决定。
故事讲到这里，该做一个总结了。
事实上，‘太后党’从来都是弱势的一方，他们唯一的胜算就是争取皇帝的支持，可他们没有，是‘宰相党’最先抓住了机遇，非但没有抢得先机，反而一错到底。
在霍政表明打算和刘邦结盟的意思时，刘邦并没有急着答应，因为他也不是很信任宰相，在这段时间里，‘太后党’若是向他靠拢，刘邦说不定会优先选择他们。
再之后，‘宰相党’发力，逼迫太后同意刘邦亲政的要求，这个时候，‘太后党’理应明白他们的力量远不如‘宰相党’强大，他们已经失败了，这个时候，聪明人的选择是立刻易帜到刘邦麾下。
无论‘宰相党’再怎么厉害，只要有皇帝的庇护，他们总能有反击的机会，皇帝喜欢平衡，对于他们之间的斗争，刘邦乐见其成。
然而，他们依旧没有，丢失了补救的机会而不自知，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皇帝对‘太后党’彻底失望了，刘邦决定，除掉他们。
在准备好一切之后，刘邦发动了攻势，兵权在手的皇帝，在这个时代就是无敌的存在，武力倾轧之下，任凭他们再机关算尽，也于事无补。
政治斗争看似复杂，实际上很简单，用几个词来概括——投资目光，审时度势，不忘初心，还原本质。
只要做到这四点，无论再凶险的局面也能游刃有余，成为最后的胜者，‘宰相党’与‘太后党’之间的斗争如此，皇帝与太后之间的斗争亦是如此。
可惜的是，事物的规律很简单，但人性很复杂，有了诸多欲望，情感，利益，牵绊的影响，一件简单的事就会变得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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