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属于考古学的文化范畴，上承凇泽文化发展演化而来。按照对良渚遗址出土物所做的物理炭14测年法，距今约5300年～4300年，也有晚于4000年的良渚遗址被发现，学术界取是按中间范围取值，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确。
良渚文化最早发现于上世纪30年代，最早的发现者施昕更。上世纪50年代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工作有诸多发现，先后发掘了上浦马桥、无.锡鲜鱼墩遗址。1959年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乃先生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是将长江流域的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我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
然而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却也如影随形，一直在困扰着良渚古玉的收藏爱好者，早期仿品在宋代已经出现，帝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兽面纹良渚式玉琮。
张天元拿着手中的玉琮，对那持宝人说道：“这个叫玉琮，你知道吗？”
“什么是玉琮？”很显然这个持宝人对于自己手里的东西并不懂。
张天元笑了笑道：“玉琮在古代，主要被统治阶级作为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而这种祭祀仪式在清代仍然存在。西周时期的著作《周礼.考工记》记载，琮作为礼器用时，它的大小规格应与其主人地位相匹配。这一点，考古学家从众多出土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主身份越显赫，殉葬品中的琮、璧就越多，似乎要显示生前的荣华富贵。玉琮用于随葬能说明墓主原有身份，成为其在各部落中权利和财富的象征，也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的一种葬制。”
“哦，是这样啊。”
“这件玉琮呈黄白色，有规则的暗黄色瑕斑，纹饰繁复精致。形为方柱体，内圆外方，通高8.8厘米，上下端为圆面的射，射径17.1至17.6厘米，正中有对钻圆孔，孔径4.9厘米。重达6500克。跟曾经发现玉琮王几乎是一模一样。”张天元接着说道。
“什么，玉琮王？”一旁闲着的马雍听到张天元的话，急忙就探过脑袋来看。
那件玉琮王他以前去江浙的时候见过，虽然工艺上来说，当然没办法跟很多后代的作品相比，但是却充满了神秘气息，现在居然在华夏之宝节目上遇到了一件同样的东西，他能不惊讶吗？
“马老，您来看看，根据我的判断，这东西应该是良渚文化时期的作品，不管是做工还是特点，都与那个时代特别相符，最重要的是，它和之前发现的良渚玉琮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上面的图案稍有不同，我觉得应该是一对。”张天元解释道。
“我来看看。”马雍拿过那玉琮，其余几个人也都凑了过来，仔细的鉴赏。
这几位专家虽然并非玉器专长，但像这种比较有特点的玉器，他们还是有所涉猎的，在鉴赏了一会儿之后，马雍就捋了捋胡须道：“天元，你说的没错，这东西与我之前见过的玉琮王非常相似，只是图案上略有差异，好像真得是一对，而且这玉器也不像是作假的，应该是古玉器。”
“我也是这个看法，小张老师你是怎么判断的？”秦牧问道。
张天元想了想道：“你们大概也知道吧，我是学考古出身的，所以对于考古学方面比较擅长。”
“没错，这个跟考古学有什么关系吗？”
张天元点了点头道：“当然有关系了。大量考古发现显示，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州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史前玉琮以苏江南部和江浙北部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最多，甚至成为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苏江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安州薛家岗文化、东山、北河、晋州等省的龙山文化、以及东广石峡文化和其它史前遗址墓葬，也偶有玉琮发现，不过数量都远较良渚文化为少。由此可知，玉琮的分布中心是在江南一带，而且大多数都出自于良渚文化。”
“洛州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残玉琮，由于过分残破而且图版不够清晰，形制纹饰都难于辨别。有的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文化大约在夏，商时期的玉臂环称为琮，显然是不恰当的。陕州红城发现的玉器不限于琮，尚有其它种类。但全部属于收集品，年代不一，可能包括夏代、商代及周代。红城玉琮的形制接近良渚文化玉琮，故有可能是夏代遗物，当然了，也不排除是更早的遗存。”
“商代玉琮的发现，出自洛州、西山、东山、川州等地的商代墓葬或祭祀坑，其中以殷墟妇好墓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稍多。如果考虑到经过发掘的商代墓葬和窖藏为数较多，则出土的商代玉琮之数量，相形之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一事实说明：在商代，玉琮已不流行。换句话说，琮作为玉器的一个种类，在商代已经式微。出土的西周玉琮较之商代更少。春秋战国玉琮也同样罕见，可以说成了凤毛麟角。”
“汉代墓葬经清理的数以千计，但迄今只在北河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苏江涟水三里墩西汉一个王侯的墓里，各出土一件玉琮。前者近似圆筒状，外表面仍有不甚清晰的兽面纹，当属良渚文化遗存。后者内圆外方，为商周玉琮的形式。较别致的是，上面扣有鎏金的银盖，盖面还嵌有一粒水晶泡；下面套有鎏金的银底座并连着圈足，由四个展翅的银鹰承托。这两个事例充分表明：琮在西汉前期已成为‘古董’，甚至经加工后派作其他用场。显然，琮在西汉已成了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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