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章 朱厚照和宁王留下的烂摊子
在如何认识工赈问题上，除王安石等人极力主张者的思想外，另如董煟说：“流民至……莫若修堤浚河兴水利，公私两便。”
董煟是我国第一部传世救荒专着《救荒活民书》的作者，他的认识说明当时对工赈在救荒中的重要意义是有充分认识的，而这种认识应该与社会实践的广泛性有关。
实际上，从晏子到桓谭都提出工赈是“两利的”，这成为支撑工赈存在发展的理论依据。到唐代，人们认为工赈是“散公家委积之粟，成御害致久之利，穷者得食，官无财费，是一动而三利”，显然这比“两利”之说更细致和具体，因此，宋代在工赈上的认识就是对其前观点的继承。
宋代工赈的突出表现，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相关研究也较丰富，这使宋代荒政研究更加全面，也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工赈的认识更加深入。
元代救荒体制比较完善细致，而工赈似未能如宋代成为国家政策，但作为救荒手段仍然被运用。如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年）福建建安杨达卿的育林活动，“值岁大歉，乡人乏食，公欲发廪赈之，恐为人所忌，乃托言：某山将募人种树，有能植杉木一株者，偿粟一斗。
于是贫者毕至，至则饭之，给粟而去，亦不录其姓名，粟既尽，公乃闭关……逾数载，山木茂盛，望之蔚然。”
他还为子孙立下规矩“此山之木誓不售人，惟作桥梁、学舍、寺观、神祠，及贫无室庐、死无棺椁者则与之”。杨达卿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法救荒，应该不是偶然的，因此他的工赈在当时也不会是个别现象。
要之，明代之前的以工代赈不仅起源早，发展至宋代已达到很高水平，并走向制度化。同时，中国古代以工代赈的理论也有发展。这些为明代以工代赈的开展奠定基础。
要之，明代之前的以工代赈不仅起源早，发展至宋代已达到很高水平，并走向制度化。同时，中国古代以工代赈的理论也有发展。这些为明代以工代赈的开展奠定基础。
以工代赈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朝廷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来做这些事情。
于是范进也就只能对小范平说到：“以工代赈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现在并没有银两，恐难以为继。不过可以去其他地方调取食物，然后送到那处，让他们自己重新修建房屋，再做其他打算。”
“或者也是可以将流民迁徙到他处，但是如今这个天气，恐怕冻死的人会不少！”
听完范进所说的话，范平心中若有所思，他觉得范进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是落在了一个东西，也就是钱粮身上，现在的朝廷就是因为没有钱。
而范进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毕竟让他短时间内生出钱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而小范平虽然看到范进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现在看来没有钱还是不行，钱粮这种经济基础肯定没什么大的问题的。
但是现在大明朝才被朱厚照和宁王两个人霍霍完，宁王掀起的战争，祸及了整个江南道，而江南正好也是历朝历代经济发达的地方，至少蚕丝等税收是带来了是王朝的主要收入。
而现在却是被宁王的造反搞得江南的经济没有一段时间是回复不过来的。
而朱厚照统治的国家，长期不理会政务，光是正德一朝，算上宁王都有两位藩王造反。
宁王造反对这个王朝留下的不止于此，大量被宁王破坏的地方都需要朝廷拿出银两来，由于江南是蚕丝生产的重地，自然是要首先恢复生产。
在农业方面，南方相对于北方而言更适合种植农作物，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是重要的粮仓，民间流传“苏湖熟，天下足”谚语。
江南棉花、茶树的栽培也有很大发展，江南的丘陵地区开辟了许多茶园。明代从南美洲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粮食作物，此外从国外引进的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等也在许多地方种植。
在手工业方面，南方丝织业有了很大发展，蜀地丝织品“号为冠天下”，江浙的丝绸产量高，朝廷用的丝绸有很多来源于江浙。
明代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江南地区的制瓷业也异常发达；浙江哥窑烧制的冰裂纹瓷给人以别致的美感；
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所产的青花瓷造型多样，花纹优美，畅销海内外；明朝时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有着在世界上位居首位的造船业。
在商业方面，江南小镇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还有人数众多的小贩、货郎走街串巷叫卖，市场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商品琳琅满目，国外的客商往来不绝，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许多富人携带重金，积极从事商贸活动，推动了商业发展。
而这一切现象在宁王的造反之下嘎然停止。
宁王叛乱是统治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场皇权争夺战，它对明朝的政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叛乱给江南尤其是南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也导致了朱厚照统治的结束。
宁王叛乱虽然失败，然而，宁王在江西的聚敛刻薄及其叛乱的直接破坏，使江西人民深受其害，正如王守仁在杭州向提督军务太监张永所陈述的江西兵乱后的困敝：“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经大乱，继以旱灾，又供京边军饷，困苦既极，必逃聚山谷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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