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试通过后可以参加府试，一般有由知府主持，联名担保人要再多找一个，其它的要求跟县试差不多，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考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便可以继续参加院试。有些读书人要考很多年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考试成为童生。有些读书人一次考试就得到了童生的身份，可就是过不了院试，到了白发苍苍仍是童生，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个老童生。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考试，由皇帝任命学政到全国各地当主考官，学政也叫“提督学院”，所以提督学院主持的考试叫“院试”，能被任命为学政的一般都是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六部侍郎等中央官员。我们第一集讲的戚蓼生，就当过云南学政。
院试的第一次考试叫岁试，获得童生身份的人可以参加，联名担保人要再多一个，特别担保人也要再多一个，院试过关，童生就变成了生员，通称“秀才”。秀才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徭役、赋税，见县官不跪、不能被随便用刑等基本特权。名列前茅的生员被称“廪生”，享受国家特殊生活补贴，而且读书人想参加童生试必须请“廪生”充当特别担保人，所以作为秀才之首，“廪生”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特别出类拔萃的还能被保送到国子监读书，成为准备贡献给皇帝的贡生。
当地的一批老秀才，也必须参加院试的第一次考试，选拔出成绩好的，再跟新秀才们一起参加第二次考试。院试的第二次考试叫“科试”，考试过关，被称为“录科”，整个童生试到此圆满结束，接下来就可以在“大比之年”参加乡试了。贾雨村有资格参加乡试，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读书人也是值得骄傲的。
刚才咱们说了，乡试又叫“秋闱”，秋闱一战成功，就是“举人”了，乡试中举叫乙榜，也叫乙科。发榜公布考试结果时，正值桂花飘香，又称桂榜，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举人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就算会试考不过，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可以充当政府的中下级官员，老百姓可以称呼举人为“老爷”了。
“大比之年”乡试中举的，和往届的老举人可同时参加第二年春天举行的会试，春闱一战成功，举人就变成贡士了，贡献给皇帝的知识分子，就有了参加殿试的资格。发榜公布考试结果时，正值杏花烂漫，又叫杏榜，会试第一名叫“会元”。
会试场所保存的最完整的是南京夫子庙，每位参加考试的举人，单人单间，称为“号房”。监考很严，考生进入时，要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小抄”。当考生进入“号房”后，就要锁门。“号房”内十分狭窄，只有上下两块木板，上面的木板当作写考卷的桌子，下面的当椅子，晚上睡觉将两块板一拼当床。“号房”里还为考生准备了一盆炭火、几根蜡烛。炭火即可以用来做饭、取暖。考生参加考试期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号房”内，不许出来，直到考试结束。举人参加会试都这样，前面我们说的乡试、童生试可想而知。
全国参加会试的举人大约有二十分之一的比例成为贡士，可继续参加殿试，少的时候一百来人，多的时候二三百人。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临考场，只考一场“策问”，就是问考生时事政治、经济发展、治国安邦、巩固政权等策略。殿试过关，就是“进士”了，公布殿试结果的榜，叫甲榜，也叫甲科，因为发榜用的是黄纸，又称金榜。金榜题名的进士们被分成三批公布。一甲三人，是状元、榜眼和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就是剩下的所有考生，只要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结束，科举的路就走到头儿了，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也不能重考。进士们就可以充当政府的中低级官员了，身份地位比举人高，升迁提拔也比举人快。
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金字塔的顶尖人物，考中状元就意味着“一举成名天下知”，三年中只产生一名状元，没有超人的才华、坚强的毅力、健康的体魄，考状元是不可能的。也有读书人乡试第一是“解元”，会试又考第一是“会元”，到了殿试还是第一“状元”，这就叫“连中三元”。1300年的科举历史上，文科“连中三元”的也就十几个人。
时间有限，我们讨论的都是一般情况，科举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和民主精神。它对当时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影响深远，对英、法、德、意等工业革命的欧洲列国也有不小影响。国内，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参政要求，缓和了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人才选拔任用之权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然而，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几部儒家经典，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这样造成了学校注重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和选拔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另外，科举考试把读书、科考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很多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中进士，当官，这种思想影响了学校教育，其他学术思想得到压制和禁锢，尤其是自然科学，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奴才盛行、人才凋零，是我国在一百多年前的世界竞争中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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