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但是张居正一个‘夺情’的字眼都没提，观其奏章大意，还是要求丁忧的。所以他自认为，舆论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
这对君臣，演起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觉着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下面就该顺理成章的夺情了。
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把戏，怎能瞒得过人？于是官员们愤怒了，不安了。他们愤怒和不安的根源，其实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中旨！当年壬申政变时，正是六科喊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用封驳权打回了宫中的乱命。
现在六年过去了，宫中又开始连连绕过内阁下达中旨！而且是比六年前危害更大的乱命！六年前那次，只是关系到一个首辅的去留，这次，却是关系到王朝的统治根基！
本朝以孝治天下，不守制就是不孝，不孝子非忠臣，就是不忠不孝之人。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要求臣民做到一，自己就得先做到十，才能算是以身作则，垂范天下。现在做皇帝的，要不顾纲常强留，做臣子的，更是为了权位恋栈不去。如果这件事真成了，那天下人还有谁遵守孝道？连孝道都不遵守的人，又怎么会遵守臣道？那样人都会变成乱臣贼子，只要有点实力的，就想当皇帝，肯定要天下大乱的。
这就是士大夫的强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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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灯市口大街的博伦楼，空间轩敞、装修典雅，而且价格在高档酒楼里也不算高，因此成为年轻官员聚会的首选。
这日下朝以后，那些个早就约好了官员们，便在各自衙门换了便服，然后乘小轿往博伦楼汇集。这些人大都是万历后的进士，年纪也在三十岁左右，正好是商业繁荣、风气开化、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同时，他们又亲历了东南倭乱，又经过收复河套这一壮我人心的伟大胜利，因此心中匡时济世的心念，和舍我其谁的气魄，是前辈的官员所不具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批生在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的年青人，虽然历经三朝，却只见到一个整天躲在宫里修道的老皇帝，一个整天躲在宫里采蜜的中皇帝，和一个整天躲在宫里读书的小皇帝。所以在他们心里，皇帝就该是躲在宫里享福，把天下交给大臣治理的样子。因此对于皇帝这次的‘越界行为’，这批年轻官员显得尤为反感，更认为自己有义务纠正皇帝的错误，一致君尧舜。他们这次聚会，正是为这个目的而举行。
这会儿，包厢里已经坐满了官员，他们分成好几群，就近发表着看法，但显然还没有正式开始。看正位上空着两把椅子，似乎是在等两个重要人物。
没有让他们久等，店伙计便领着两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进来。一看到他们，屋里的人都起身，纷纷抱拳笑道：“梦白、尔瞻，你俩可来晚了。”
这叫梦白和尔瞻的，论年纪比在座众人都小，却似乎是众人之首。他俩相视一笑，那个矮一些、面容白皙的‘尔瞻’笑道：“我俩可不是故意来晚的，我们从衙门出来，拐到南石斋去了。”
“南石斋？”众人兴趣大增道：“可是有什么大作见报？”
身材高大的‘梦白’笑道：“正是，尔瞻兄写了篇文章，明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了，他拉着我去南石斋，先要了人家几份，让大家先睹为快。”说着便从袖中掏出一摞散着墨香报纸，散发给众人阅看。
报纸这玩意儿，在南方问世十年后，终于在万历初年，传到了京城。然而南北文化的巨大不同，商业活动的繁荣程度，市民识字率的差别，都使在南方红红火火的报纸，在北方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基本上只在北京、太原、济南等几个大城市有流传，发行量大都很小。
不过所谓‘小’，只是相对于南方的‘大’来说的，事实上除了四书五经这样的教科书，它已经超过任何一种出版物的普及程度了。尤其是士大夫云集的北京城中，足有五种报纸在发行。南石斋印社发发行的‘时事报’，是五种报纸中发行量最小的，但对于士大夫的影响力却是最大的，因为它刊载的是各种时事评论和政论，有‘小邸报’之称。却由于其非官方的立场，而更加辛辣火爆。
尔瞻和梦白，正是一对写政论的高手，他们的文章在小邸报上发表，思想激进又不乏深刻，深得年轻官员的拥戴，这才年纪轻轻，就俨然成了新锐派的代表。
现在两人散给众人看的报纸上，便有那‘尔瞻兄’邹元标，所作的文章《论‘乞恩守制疏’》，一看就是针对张居正来的。
只见他辛辣的讽刺道：‘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正常人都会匍匐星奔，凭棺一恸。’然而居正的奏疏中，却言语含糊，不舍官位之意昭然若揭，还振振有词的自称‘非常人’。这种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的家伙，果然是不在三纲、灭绝五常的非常人！’
他还讽刺道，幸亏张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其实，居正一人不足惜，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引居正故事，甚至窥窃神器，那遗祸可就深远了，一言不可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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