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日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日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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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
历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借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日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沈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沈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局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作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沈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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