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请安，除了问问皇帝龙体安康外，便是向皇帝汇报这一天收到的主要奏报，并提出处理意见，皇帝答应了，司礼监便批红用印，成为大明的国家意志，交由下面执行。
尽管嘉靖近年来愈发怠政，但对几件事情，还是十分上心的，一是南倭北虏，二是江南市舶，三是各级人事变动。因为前者关乎他的国土安全，次者关系到他的钱袋子，后者则是至关重要的人事权，把这三方面抓好了，帝国就乱不到哪里去。
对于边事，总体来说是南喜北忧，从嘉靖三十九年起，南方的抗倭形势便渐渐好转，在苏松一代倭寇绝迹后，戚家军奉命南下，在台州九战九捷，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歼敌万余的辉煌战果。戚继光和他奇迹般的军队，自此威震天下，极大地鼓舞了明军的士气，也向屡战屡败的大名官兵，指明了取得胜利的道路。
各省将领纷纷来到戚家军营，学习戚继光的治军之法，观摩戚家军的行军作战。戚继光也不敝帚自珍，将自己与沈默合编的《纪效新书》，倾囊传授给诸位将军。在戚家军辉煌的战绩面前，没有人质疑写书人的资历，反而奉为圭臬，回去后纷纷照着组建新军。
此时，正是东南军改的黄金时机，沿海的卫所军队，在倭寇数年的冲击下，已经名实俱亡、从地方到朝廷，都在现实的压力下，没有人愿意恢复战斗力低下的卫所；那些在残酷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们，全都一股脑的改为募兵制，以丰厚之资招募勇武之士，效仿戚家军的赏罚制度、作战阵型，战斗力很快飞跃提升。
对于明军的进步，作为对手的倭寇最有发言权，在十年前，一百个倭寇，在几个精锐武士的率领下，便敢向上万明军发起冲击，还能战而胜之，杀敌无数；到了五年前，同样的倭寇，就只敢冲击上千人的明军队伍了；到了这几年，情况变得一年比一年糟糕，几乎在人数相当时，倭寇也没法占到优势了，如果碰上比较生猛的‘俞家军’、‘谭家军’、‘卢家军’、还要被人家以少打多；若是碰上戚家军，直接望风披靡，赶紧逃命要紧。
而且在群众基础方面，胡宗宪在给嘉靖的奏疏中，曾一针见血的分析道：‘为什么以前年年抗倭，倭寇却越抗越多？关键是老百姓没活路，才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下海入伙；所以微臣这些年，做的最多的，不是指挥军队作战，而是让老百姓有活路，老百姓能合法的挣到钱，一家人不愁吃穿，谁还会剃了头冒充倭人？’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通过一系列减租减赋、保护私产、鼓励工商、兴修基建等开明政策，几年下来，逐渐为大明朝挽回了失去的民心，而且市舶司的开设，更是让士绅百姓不需要通过走私讨生活，将倭寇赖以生存的基础连根拔起，再不会出现老百姓主动给倭寇带路，为其提供补给的难堪情形了。
倭寇们惶恐的发现，现在他们想要补充人手，都比以前困难许多，只能通过抢虏人口的方式来完成，可那些强迫入伙的老实人，岂能跟自愿下海的亡命徒相比？战斗力下降也就成了必然。
几方面综合因素，抗倭形势一片大好，现在山东、江浙、福建北部的倭寇基本被肃清，现在战场已经南移到闽南、广东一带，离大明朝的钱粮重地越来越远，对帝国的威胁自然也越来越小。
这让嘉靖皇帝分外欣慰，对胡宗宪、戚继光等人更是大加赞赏，不吝奖励，甚至连严阁老也跟着沾了光……胡宗宪能以区区巡按掌东南六省军务，与严阁老的破格提拔有直接关系。嘉靖每念及此，都会说严阁老为国选材，眼光确实是好。
在徐阶看来，胡宗宪的存在，才是严嵩迟迟未去的关键所在，为了稳定东南局势，嘉靖绝不会让严嵩倒了，不然墙倒众人推，砸死了胡宗宪，谁敢保证朝廷费尽举国之力，死了几十万人，才取得的优势，会不会出现反复呢？
东南抗倭形势一片大好，北边的俺答却很不老实，完全把大明北方数省，当成了自家的牧场，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想杀就杀，想抢就抢；虽然朝廷已将刚刚服阕的杨博，派为三边总督，直面俺答的主力，但蒙古人来去如风，避开杨博，尽情在辽东、山西、宣大这些地方劫掠，一样让大明朝焦头烂额，却只能忍气吞声，等着南方彻底平定，再掉回头来收拾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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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完了边事，嘉靖问徐阶道：“严世蕃的案子查得如何了？”
徐阶早就等这句了，便一脸深思道：“三法司查得倒很卖力，只怕最后的结果不能服众。”
“为什么呀？”嘉靖道：“我大明朝还有三法司会审更高的级别吗？”
“不是级别问题。”徐阶小声道：“是都察院、刑部、大理寺的三位堂官的身份……”
嘉靖明白了，缓缓道：“你是说，他们都是严阁老提拔起来的？”
徐阶唯恐引得皇帝不快，轻声道：“虽然严阁老不会要求他们网开一面，但三人受人之恩，难免寻思报答；哪怕三人秉公执法，也难免百官这样去想，到时候给三位高官抹了黑，也对朝廷形象不利。”明明是损人的，却说得全是为人好，这就是宰相的水平，除了高，还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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