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代的欧洲也正处于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的前夜，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尽管还不能和明朝相提并论，但是一样有着杰出的各方面成就，举凡建筑、商会、贸易、契约、雕塑、油画等等，都值得汉人借鉴和学习。
徐灏曾经大胆预言，如果明朝一味崇尚四书五经，鄙视各学科，封闭保守的话，那么明朝的未来将远远不能和欧洲相比，必将被远远抛在身后。
平心而论，极端的皇汉主义要不得，未来将一定也必然是西方文明主导全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任何民族或国家愿不愿意改变，都必将被改变。
因此，这些学生是抱着谦虚的态度而来，百花安排翻译和使者带着教廷授予的神圣身份，一路受到了欧洲各王室贵族的热烈欢迎，这时期的大明帝国，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百分百是真正的天朝上国。
经过停战的法兰西，然后，他们抵达了海峡对岸的伦敦，尽管英国人引以为傲，实际上简陋的可怜的小城，在学生们的眼里不值一提，却见识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议会！
1258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男爵武装闯宫，迫使亨利三世同意召开会议签订了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
根据牛津条例，国家权力由贵族操控的十五人委员会掌握，由此引出了源自拉丁文的法语词汇，意思是商议，后来在英语中表示议会。
1265年，英国召开了第一次议会。1266年，贵族孟福尔以摄政的名义召开由贵族、僧侣、骑士、市民参加的会议，后来被公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开端。
这时候的议会远不能与近代英国议会相比，而徐灏对所谓的皿煮自由也不太感冒，类似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想象的。
皿煮必须要有一定的基本前提，长久形成的政治土壤，较高的公民素养、学识、道德等等。否则，看看当今世界就知道了，一味的皿煮而皿煮，得到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没有人否认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要得到保障，法律必须公平，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但是不能不认识到，西方世界是怀揣着恶意对中国大肆鼓吹皿煮，皿煮也不是万灵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最好是循次渐进，适合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委实承受不起混乱的惨痛代价。
公知的言论之所以恶心透顶，因为他们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逢迎跪舔。西方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衰落过程中已经暴露出太多的不人权，不皿煮，很多严重的社会矛盾，就像巴黎并不是想象中的浪漫之都一样，连老百姓都能知道的事，依然把西方世界一如以前那样描绘美化的完美无缺，不正说明有些公知别有用心嘛？
中国需要公知，也需要不同政见者，但是西方的狗敬谢不敏！
中国很不幸，因为疆域太大，人口众多，各个省份的差别太大，自古以来唯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才会带来稳定，无法和容易管理的小国相比，休提美帝，它的建国史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也只有一个美帝。
中国亦很幸运，因为她天生就是能主宰这个世界的强者之一，制定游戏规则的流氓玩家之一，悠久的历史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华，一个汉民族。
毫无疑问，徐灏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他作为屁民的时候，任何政治制度对他来说皆是剥削者，无一例外。之所以拥护土共，正是因为它始终再往好的方向发展，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断不能接受国家政权被外国势力间接操控，更不能接受那些恶心的带路党人。
所以要选择支持某一个政党的话，徐灏的答案显而易见，这个世界不正是哪个政党能给人民带来富足稳定的生活，人民就会支持谁嘛？如果有人说没有选票不公平，那请你去争取好了，就好像国人可以随意出国一样，没人逼着你待在受压迫的国家里，想走出去自然有的是办法。
闲话休提，在马大人还未出生的年代，英国能限制王权，这对于学生们的冲击可想而知，并且在欧洲，皇权自古以来就被宗教制衡，大多数时期甚至高于皇权。
不管学生们的想法对与不对，总之撼动了他们君权天授的传统思维，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个多的国家，这么多的皇帝，似乎大明君主也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尽管他是最强盛的中央王朝的帝王。
明朝立国不过五十余年，太祖皇帝出身平民，前朝皇帝还是野蛮的蒙古人，建文皇帝被叔叔举兵南下取而代之，这一切都令皇权的威严多少打了些折扣。
个别学生忽然间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是否可以在大明实现议会呢？如此一来，不就可以不经科举而做官，拥有施展抱负的舞台了嘛？
世界上永远不缺乏野心家或是理想主义者，学生们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显然也影响到了一些人，林文清夫妇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夫妻俩都认为皇权必须要受到约束，这与很多英国人的观念不谋而合。
这时代的欧洲人，对于皿煮的认识，无疑与汉人半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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